茶道與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---公元前5世紀間創(chuàng)立于古印度，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，經(jīng)魏晉南北朝的傳播與發(fā)展，到隋唐時達到鼎盛時期。而茶道則是興于唐，盛于宋。中國茶道從開始萌芽，就與佛教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，其中僧俗兩方面都津津樂道，并廣為世人所知的便是——禪茶一味。 茶與佛教的最初關(guān)系是茶為僧人提供了無可替代的飲料，而僧人與寺院促進了茶葉生產(chǎn)的發(fā)展和制茶技術(shù)的進步。進而，在茶事實踐中，茶道與佛教之間找到了越來越多的思想內(nèi)涵方面的共通之處 其一：佛教以“四諦”為總綱，“苦、集、滅、道”。 其二：佛教主靜 其三：“凡”茶道的本質(zhì)確實是從微不足道的日?，嵥榈钠椒采钪腥ジ形蛴钪娴膴W妙和人生的哲理。然而“禪”也正是要求人們通過靜慮，從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。 其四：“放”人生在世，一切苦惱都是因為“放不下”，佛法說修行必需放下一切方可能入道，否則徒勞無益。修習佛教強調(diào)“放”，品茶也強調(diào)“放”。茶道與道教 中國茶道強調(diào)“道法自然”，包含了物質(zhì)、行為、精神三個層次。 物質(zhì)方面，中國茶道認為：“茶是南方之嘉木”。是大自然恩賜的“珍木靈芽”，在種茶、采茶、制茶時必須順應大自然的規(guī)律才能產(chǎn)出好茶，行為方面，中國茶道講究在茶事活動中，一切要以自然味美，一樸實味美，東則行云流水，靜如山岳磐石，笑則如春花自開，言則如山泉吟訴，一舉手，一投足，一顰一笑都應發(fā)自自然，任由心性，好不造作。 精神方面，道法自然，返樸歸真，表現(xiàn)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，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靜、恬淡、寂寞、無為，使自己的心靈隨茶香彌漫，仿佛自己與宇宙融合，升華到“悟我“的境界 茶道與儒教 儒教的影響最明顯，如：以茶待客、以茶作祭的茶葉禮俗，無疑是儒教倫理綱常思想主導下產(chǎn)生的。中國是禮義之邦，要做一個中國人就得學“禮”，外國人進入中國頭一樁事就是入鄉(xiāng)問俗，問俗即問“禮”，弄通了禮節(jié)然后入鄉(xiāng)隨俗、客隨主便。清末慈禧太后時代洋人頻頻拜訪，欲先禮后兵，太歲頭上動土。但洋人不懂大清禮節(jié)，不行跪拜之禮反貿(mào)然伸手，欲與至高無尚的君主握手，彼時洋人雖有堅船利炮，但因有此等愚魯行徑而為大清臣民恥笑，若不是八國聯(lián)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，顯示了威風，那會一直被目之為化外之民而不屑一顧。
武夷山儒釋道武夷山自商周以來，就有許多文化遺址,久經(jīng)數(shù)千年儒釋道文化的洗禮,形成三教（儒釋道）同山；三教文化有如武夷崛起的三花峰，三花并蒂；似三仰峰之仰，“仰之彌高”。自然遺產(chǎn)文化與茶文化，相互輝映。形成“千載儒釋道，萬古山水茶”。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大致可認為是儒釋道三教相互影響并構(gòu)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形式的內(nèi)涵。 武夷茶“臻山川之靈氣，受日月之精華”，大自然賦予的儉樸，清純、和靜的稟性，深得儒釋道三教的喜愛，茶成為他們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質(zhì)。 武夷山茶文化源于傳統(tǒng)文化，武夷茶道就是三教之產(chǎn)物。道宗老子說：“藝者，道之形也”，茶藝是茶道的表現(xiàn)形式，茶道是整個茶藝過程中所體現(xiàn)的精神，追求的道德風尚。一些茶道大師對此以精辟的語言加以概括，提出茶藝的基本精神。早在唐代，曾是佛門弟子的茶圣陸羽說：“茶之為用，味至寒，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。”指出飲茶者應具有儉樸的美德。唐末儒家名人劉貞亮在《茶十德》中說：“以茶利禮仁，以茶表敬意，以茶可雅志，以茶可行道?！碑敶枋怯X農(nóng)指出：“飲茶是一種精神的享受，是一種藝術(shù)，或是一種修身養(yǎng)性的手段?！碑敶杞缣┒窂?zhí)旄ＵJ為：“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，其本質(zhì)應該是德。”《周禮》云：“在心是德，施之為行?！碧岢鲋袊瓒Y“儉、清、和、靜。”莊晚芳先生歸納總結(jié)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“和、怡、靜、潔”。臺灣中華茶藝協(xié)會通過了茶藝精神是“清、敬、恬、真”。茶文化專家丁文在《茶乘》上說：“中國茶道負載著儒道釋三教文化的內(nèi)涵，儒家士子創(chuàng)立和發(fā)展了中國茶道，并以茶道為心靈的宗教。”眾師家之言，可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形成百家爭鳴，豐富了茶文化的內(nèi)涵?！庇兄?000多年飲茶史的中國，茶文化積淀深厚，茶道的基本精神，歷經(jīng)唐、宋、元、明2000多年不斷演變，已融合了儒釋道三教的宗教思想，成為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。 儒家以茶論道 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之一是“中庸之道”。中庸被看成是中國人的智慧，反映了中國人對人和諧、平衡以及友好精神的認識和追求。中國茶道多方面體現(xiàn)儒家中庸之道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的精神。以寓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偉大哲理于品茗飲茶的日常生活之中。 中國人與茶中之“和”，好象天成。儒家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就像茶；清醒、理智、平和。茶雖然能給人以一定的刺激，令人興奮，但它對人總體的效果則是親而不亂，嗜而敬之。茗飲最終能使人沉靜，使人能冷靜地面對現(xiàn)實，這是與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相吻合。 因此，儒家便以茶的這種親和力作為協(xié)調(diào)人際關(guān)系的手段，來溝通人際關(guān)系，達到互敬、互愛、互助的目的，從而創(chuàng)造出一種尊卑有序、上下和諧的理想社會環(huán)境。 儒家繼承者、閩學的創(chuàng)始人,宋代理學家朱熹，他愛武夷山，更愛武夷茶，并且精于茶道。淳熙十年（1181）在武夷山隱屏峰下，興建武夷精舍，隱居講學，著書立說，倡道東南，為儒家道統(tǒng)繼往開來，四方學者云集，盛極一時。 教學之余，常與朋友、門人一起品茶設(shè)宴，或宴于泉邊，或宴于竹林，或宴于九曲溪畔。一只爐子，兩把壺子，幾只茶盞，舀幾飄九曲清溪水，徐徐烹來，芳香四溢，飄飄然而覺物我合一。詠茶宴詩云：“茗飲瀹甘寒，抖擻神氣增，頓覺塵慮空，飄然悅心目?！保ㄖ祆洹吨熳游募罚? 宋代文人好斗茶，是一種“盛世之清尚”。北宋前期，海內(nèi)晏然，統(tǒng)治者重文輕武，使士大夫沐浴膏澤，精神心理也優(yōu)越自勝，故而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閑暇心情來從事茗事。再者，宋代理學盛行，“天下之士，勵志清白，競為閑暇修索之玩”。斗茶亦可喻理，茶湯“咬盞”，可喻敬守誠實之一；而茶色尚白，可喻志氣清白。斗茶，既是一種雅玩文藝也是一種窮理。 宋代品茶之風極盛，武夷茶區(qū)風行“斗茶”之風，當時上至達官貴人，文人墨客，下至庶民百姓皆紛紛效行，引為樂事。武夷山精舍、書院學人士子，常以茶代酒宴請賓客，以茶會聚友朋，茶宴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。 武夷精舍前五曲溪北岸，有“磯石上平，有灶溪中流，巨石屹然，可以環(huán)坐八九人，四面皆深水，當中凹自然為灶，可炊以瀹茗”。朱子在巨石上開設(shè)茶宴，煮茗品飲，吟詩斗茶，名之曰“茶灶石”。他的《武夷精舍雜詠》之《茶灶》詩云：“仙翁遺灶石，宛在水中央。飲罷方舟去，茶煙裊細香”。此詩一出，就炙膾人口，流傳于世，一時和作連翩飛來。辛棄疾、袁樞、韓元吉、留元綱、項安世等一班文人，紛紛詠唱追和。他的弟子、同道直至象陳俊卿這樣的名相巨公也作詩酬和，大大地提高了“武夷山水茶”的聲譽。尤以建安學者袁樞的雜詠十首最為引人注目。他以精細入微的筆觸描述了這個武夷山中的道學夫子半圣、半儒、半仙的隱居生活。其九《茶灶》詩：“摘茗蛻仙巖，汲水潛虬穴。旋然石上灶，輕泛甌中雪。清風已生腋，芳味猶在舌，何時棹孤舟，來此分余啜?！睈蹏娙藯钊f里于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十月由江西筠州徑入武夷山與朱熹相會。后于次年正月也寄給朱熹和作《武夷精舍十二詠》，對朱子武夷辦學、講學，著述、立說的生活作了最好的總結(jié)。其十一《茶灶》酬唱道：“茶灶本笠澤，飛來摘茶園。隨在武夷山，溪心化為石。” 在武夷精舍四周，有茶圃兩處，植茶數(shù)十株，朱子講學之余暇，行吟于茶叢，枝頭嫩葉，頻頻點頭搖動，似知先生之意。在《建茶志》里首載了《朱熹遇茶姑》的美麗傳說，留傳頗廣。據(jù)《崇安縣志》載：“文公祠（武夷精舍）在九曲溪之五曲溪畔，清康熙時，春間置茶焙于此。舊有文公手植茶一本，名日文公茶，又名臭葉香茶，香逾他樹，舊列為武夷名叢之一?！彼螘r流行“客至則設(shè)茶，欲去則設(shè)湯”的禮法。《南窗紀聞》“以茶表敬，以茶交友”，都是為了使人際關(guān)系的“和”?！昂汀笔怪祆渖钪枋羌儩崱⒅泻?、清明的象征。用茶可以明倫理、博謙虛、不重虛華、崇尚儉樸、更以茶窮理、深入淺出地品茗論道，頗發(fā)人深省。朱熹通過飲茶，闡明“理而后和”的大道理?！吨熳诱Z類.雜類》138條，虁孫記載：“物之甘者，吃過必酸；苦者，吃過卻甘；茶本苦物，吃過卻甘。問：此理何知？曰：也是一個理，如始于憂勤，終于逸樂，理而后和。蓋理天下之至嚴，行之各得其分，則至和。又如，‘家人嗃嗃，悔厲吉，婦子嘻嘻，終吝，都是此理。”這理實際上也是論述“禮”與“和”的關(guān)系。朱子認為“理而后和”，禮是和的前提；有禮才能有和，而禮行之“各得其分”，便能得到“至和”之理。是朱子對茶的“禮”的思想升華；茶之重禮，提高了中國人生活的文化品質(zhì)。禮和人際關(guān)系，無疑起過而且至今仍在起著重要作用。朱子是理學家、教育家、借品茶喻求學之道。他認為在學的過程中，要狠下功夫，苦而后甘，始能樂在其中。朱子所謂“理而后和”，正是《中庸》所云：“喜怒哀樂未發(fā)之中，發(fā)而皆中節(jié)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；和也者，天下之大道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”。（《慶元學案.晦翁學案.中和論》）他又提到“禮本于天下之至嚴。禮成，則黎民各得其份，則至和”。所以“國治而后平天下?！边@和飲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樣。同時，借論茶喻學之機，引《易經(jīng)·家人》“家人嗃嗃，悔厲吉；婦子嘻嘻，終吝”來告誡門人，禮治應以中庸之說?！凹胰恕笔且患抑餍蜗螅骸皢蹎邸笔抢淇岬囊馑?；家主過于嚴厲，以至冷冰冰的。謂治家過于嚴厲，則會帶來很大的危害。如果治家不嚴，婦道及子女行為不端正（嘻嘻），終會帶來恥辱和不幸。所以治家寧可嚴厲，不可松懈，也就是說釅茶嘗到韻味；淡茶則味如嚼臘，也就是說“中庸之道”和品茶中的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樣。宋代理學家朱熹將中庸之為德賦予建茶，亦即世界聞名的武夷茶。朱子在比較建茶與江茶時曾說：“建茶如中庸之為德，江茶如伯夷叔齊。又曰：《南軒集》草茶如草澤高人，臘茶如臺閣勝士，似張南軒（理學東南三賢之一，即呂東萊、張南軒和朱熹）張栻字南軒之說，則俗了建茶，卻不如適間之說兩全也?！保ā吨熳诱Z錄·雜類》139條道夫記）建茶是臘茶，江茶是草茶。歐陽修《歸田錄》說：“臘茶出于劍建，草茶盛于江浙”。兩種茶的品質(zhì)特性是不一樣的?！皩舨铻槊?，武夷（茶）為高士，六安（茶）為野士”（清蔣伯超《南溽楛語·品茶》。這種類比法，境界不很高，而朱子作為大理學家，他的思想境界就不一樣，同樣是建茶、江茶之比，卻將其升華到“中庸之為德”，這種儒家論理的高度。他認為建茶乃中庸之道，是人工制造出來的，外觀漂亮而未必品高，草茶則頗有氣節(jié)、自然本色，這種巧喻當然比張軾高明。這表明嗜茶的朱熹不僅學識廣博，而且有其談吐機敏，喻物誠諧的性格特征。朱熹以茶喻學，認為學問要專主一門。對理學皓首窮經(jīng)，鉆深研透，不被當時流行的其他學派所迷亂。猶如宋代煎茶，仍有唐代遺風，在茶葉摻雜姜蔥桂椒鹽之類同煎，猶如大雜燴而妨茶味。朱子對學生說：“如這盞茶，一味是茶，便是真才，有些別底滋味，便是有物夾雜了”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15）這種比喻暨通俗易懂又妙趣橫生。朱熹在向?qū)W生講學時，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中的茶作妙喻。朱子答學生問關(guān)于如何評價《左傳》作者識見，曰：“左氏仍一個趨利避害之人，要置身二隱地，而不識道理，于大論處皆錯。觀其議論，往往皆如此。且《大學》論所止，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，左氏豈如此？如云：‘周鄭交質(zhì)’，而曰‘信不由中，質(zhì)無蓋也’。正如佃客論主，責其不請吃茶！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123）他只說左氏論事不得要領(lǐng)。遠不如孔子《大學》論君臣父子關(guān)系精當。以此佃客座主，不請飲茶，這樣責之細苛的巧喻，把復雜的理論問題，在談笑間說清楚了。朱子將儒家最高之道德－－中庸之為德，賦之于建茶，是對武夷茶的極大提高。通過品飲武夷山茶，可以體會中庸，從而砥礪茶，努力攀登中庸之道，而做仁人君子，這正是“人品即茶品，品茶即品人。”佛教以茶助禪茶與佛，因緣深長；自古就有“茶佛一味”的說法。查有史以來，寺院僧家，禪多茗飲，有釋門必有佛茶。佛茶作為一種物質(zhì)精神，一種傳統(tǒng)文化現(xiàn)象，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禪宗，而且從佛茶的產(chǎn)地、茶名、培育、采制、藥用、品飲、傳說、吟詠及社交等方面，無不帶有佛教文化的濃厚色彩。佛教從印度輸入中國，初于東漢，恰好是中國茶在國內(nèi)廣為栽培的時期相吻合；同時，佛教濫觴于唐朝，被推崇為“國教”，正好和飲茶習俗風靡全國，茶被譽為“國飲”的時代同步。有禪風之興，方有茶風之盛；有禪茶之需，才有佛茶之產(chǎn)。說明了佛教與飲茶幾乎是同時在中國興行，互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不解之緣。以茶供佛祖的風俗，越來越盛，凡有寺廟都有“供佛茶”、“濟世茶”。飲茶成為適宜佛教坐禪、齋戒、禮佛、儀規(guī)、療疾、結(jié)緣的必需品。“天下名山僧占遍，從來僧侶多愛茶?！睋?jù)《福建史稿》記載：“吳晉之際，佛教傳入閩中，于是佛教寺院相繼興建?！碑敃r閩中（福建）只有晉安郡（福州）和建安郡（建州），在名山上建許多佛寺。宋人沙少虞《宋朝事實類苑》載：“建州山水奇秀，巖壑幽勝。士人多創(chuàng)佛剎，落落相望。”又記“建州所領(lǐng)十一縣，到處有佛寺：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，建陽有佛寺一百五十七，浦城有佛寺一百七十八，崇安有佛寺一百八十八，（其中武夷全山有一百零八寺，恰合‘茶壽’之數(shù)）......”總共可以千數(shù)。故而建州素有“佛國僧鄉(xiāng)”之稱。沙氏所統(tǒng)計寺數(shù)，可能是宋代數(shù)字；但南唐時建州佛寺僧院確實很多，而且是佛教禪宗最發(fā)達的地方。在建州大凡是山巒起伏，翠峰疊嶂，佳木蔥郁，云?？~緲的名山；差不多名山古剎大多都產(chǎn)茶。于是，建州是山皆有寺，是寺多產(chǎn)茶，無茶不成禪寺。武夷一百零八寺就興建在三十六峰，七十二巖的峰麓巖巔。“茶之為飲，擅甌閩之秀氣，鐘山川之靈稟”在那峰巒起伏，溪河縱橫，林木蔥郁，云霧多，濕度大，構(gòu)成茶樹生長特殊需要的“小氣候”風景名勝區(qū)。寺僧利用立地條件優(yōu)越的自然條件，著手栽培茶樹，采葉制茶。茶質(zhì)優(yōu)佳，在全國同類茶品中，實屬上乘。寺院所產(chǎn)之茶叫“寺院茶”或“供佛茶”，亦稱“佛茶”。唐宋之季，建州茶葉處于發(fā)展時期，特別寺院中，實行戒酒，提倡飲茶，坐禪飲茶，提神消滯，清心修行，僧侶們認為“品茶如參禪”，將品茶轉(zhuǎn)化為禪道。曾經(jīng)為僧的茶圣陸羽在《茶經(jīng)》中指出：“茶之為飲，可以療疾，茶味至寒，宜于精行儉德之人。”后唐天成三年（928）吳屯瑞巖禪師藻光，成為閩王延鈞的“王者之師”，圓寂后被尊為扣冰古佛。少年出家，參悟佛法。以茶論玄，深得真諦。在瑞巖開席授徒，常設(shè)茶宴，普施佛茶，聲名遠播。到了宋朝，著名茶區(qū)徑山寺開山祖師宗杲大師的佛徒道謙來到武夷山，傳來徑山法派玄旨，也帶了徑山寺以茶開宴之風。后居五夫開善寺，傳播禪風，推崇禪理，推崇禪茶。到了清朝，武夷山出了個鐵華上人，與陸廷燦，王草堂共編校《續(xù)茶經(jīng)》和《茶說》，被茶學界認為是烏龍茶類最早的制作技術(shù)。釋超全《武夷茶歌》茶學界視為傳遞烏龍茶的第一手資料，奠定了烏龍茶源于武夷的基礎(chǔ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