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有千種，藝成百家，道只一行！
茶為里，水為表，藝為形，道為骨！
以水煮茶，藝成百家，或濃或淡，或先或后，或沏或泡，或冷或熱，或純或雜，皆隨心就性，適宜皆好。
而道在修為，化繁就簡，化形入意，化意入神，化神歸真，一氣空明，物我忘矣！
非渴不能成飲，非藝不能承歡，非道不能坐禪！
禪茶一味，修在一生。禪修之道，唯靜唯性，唯悟惟寧！
你怎么看待中國茶文化與日本茶道？
謝友邀。我是個茶癡，喝了幾十年茶，茶道略知一二，網(wǎng)上朋友們的回答已經(jīng)很周全，我不再累贅。就說一句，在中國茶文化面前，日本茶道不值一提，因為茶文化本就源于中國，祖地在中國，日本在中國面前只是個小字輩！他那點所謂茶道都是中國文化所授！不說了！謝謝！
在中國傳統(tǒng)茶文化中有茶道或茶藝一說嗎？
“茶文化”三個字第一次出現(xiàn)，于1989年莊晚芳教授的文章中。當時尚未涉及茶道與茶藝一說。
至于后人開始胡說八道，這俺就知不道了。
同樣是茶，為什么在中國成了“茶藝”，而在日本成了“茶道？
類似的問題，我已有回答過，這里再作一次比較系統(tǒng)的回答，也許有些長。
這里簡單談一下我個人對中國的“茶藝”和日本的“茶道”的理解?！安杷嚒?，至少可追溯到唐代的茶圣陸羽，他撰寫的《茶經(jīng)》，對茶樹的種植、茶葉的選用、沏茶所用的水、茶爐茶壺、沏茶的過程以及茶的飲用，都有非常詳盡的敘述。宋代出現(xiàn)了大量的有關(guān)飲茶的著作，從陶谷的《茗錄》、蔡襄的《茶錄》一直到宋徽宗趙佶的《大觀茶論》，現(xiàn)在留存下來的就有十幾種，從中可知當時的中國人對于飲茶已經(jīng)非常講究。明代以后，改變了以往由團茶、餅茶制作末茶的方式，葉茶成了主流，但對茶的炒制，依然頗為講究，1609年刊行的羅廩撰著的《茶解》中說：“炒茶，鐺宜熱；焙茶，鐺宜溫。凡炒只可一握，候鐺微炙手，置茶鐺中，扎扎有聲，急手炒勻。出之箕上薄攤，用扇扇冷，略加揉捋。在略炒，入文火鐺焙干，色如翡翠?！倍娜四透谝獾氖秋嫴璧那槿?，往往將飲茶與傳統(tǒng)的琴棋書畫連在了一起，除了飲茶之外，還會講究周邊的環(huán)境。這種后人稱之為“茶藝”的茶文化，一直沿承到了近現(xiàn)代。周作人在《雨天的書》中寫道：“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，清泉綠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飲，得半日之閑，可抵十年的塵夢?！苯裉祜嫻Ψ虿?，也比較講究沏茶的工藝程序，對于茶具，也各有追求。一般而言，中國的茶藝，注重的是生活的藝術(shù)或藝術(shù)的生活。而在16世紀最后形成的日本茶道，除了與中國的茶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之外，主要是引入了禪宗或禪意（禪宗本身是完成于中國的佛教的一宗），使它更多地具有了一種宗教或哲學(xué)的氣息，因而上升到了一種“道”的層面，它注重的不是因茶的本身，而是藉此營造一種對于人生的思考，同時注入了多種審美的元素，使其成為一種綜合性的日本文化。
茶種、茶葉以及飲茶的習(xí)俗，無疑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（中國是全世界茶的發(fā)祥地），主要是第二次（第一次傳入在8世紀前半期，但沒有傳播開即中斷了）在13世紀（中國南宋時期）前半期由僧人榮西和尚自浙江傳入的。榮西雖然也是一位將禪宗的臨濟宗傳入日本的主要人物，但在他撰寫的《吃茶養(yǎng)生記》中，只是強調(diào)了茶的藥用和養(yǎng)生功效，絲毫沒有提及禪宗，跟后來形成的茶道，幾乎沒有什么關(guān)系。
隨著茶樹種植和飲茶習(xí)俗自西向東的擴展，自鐮倉時代末期至南北朝時代（大約在14世紀中葉前后），逐漸出現(xiàn)了一個稱之為“茶寄合”的活動。所謂“寄合”，這里可作“聚會”“集會”解，那么“茶寄合”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以飲茶活動為中心的聚會活動，它的緣起，與當時頗為興盛的“連歌會”有關(guān)，連歌會的歷史要早于“茶寄合”，原本是上層貴族和武士吟唱和歌的一種雅會，隨著飲茶習(xí)俗的普及，連歌會中增設(shè)了飲茶的內(nèi)容，以后飲茶的聚會又以“茶寄合”的形式獨立了出來，成了人們游樂聚會的一種樣式，在富裕階層中以“婆娑羅寄合”為代表，下層民眾則以“云腳茶會”為主要樣式。初時的“茶寄合”，幾乎都有從中國傳來的斗茶的內(nèi)容，往往還伴有各色酒宴，懸掛或擺放各種自中國傳入日本的墨跡、書畫、文具、陶瓷器、漆器等藝術(shù)品和工藝品，一時成了上層達官貴人游興取樂的重要樣式，使得社會的風習(xí)漸趨奢靡。作為對此的反動，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，逐漸形成了一種簡樸的“草庵茶”，更加注重身性的修養(yǎng)，追求茶帶來的精神上的愉悅，其間經(jīng)過了三代人的努力，即村田珠光（1423~1502年），是他首先創(chuàng)立了茶道，一個是武野紹鷗（1502~1555年），茶道在他手里有了很大的發(fā)展，還有一個就是聲名最響的千利休（1522~1591年），他最終全面建立了茶道的體系和宗旨。
珠光少年時就是一名僧人，后來卻到京都大德寺跟隨著名的一休和尚（1394~1481年）去學(xué)禪。一休和尚是臨濟禪的高僧，猶如中國宋時的濟公和尚，現(xiàn)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中藏有一幅墨齋畫的一休畫像，雖著僧服，卻是留發(fā)、蓄須，不同于一般僧人，他不循傳統(tǒng)的禮法，狂放不羈，人稱狂僧，卻是獨樹一幟，對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，觀物察事，往往勝人一籌。一休贈送給珠光一幅中國宋朝僧人圜悟克勤的墨跡，作為入門的明證，后來這幅墨跡被珍視為茶湯開祖的墨寶。珠光大概在一休那里悟到不少禪的真諦，他尤其欣賞一休視富貴如糞土的平常心，他自己對當時的浮華世風也十分反感。他決心將茶事從奢華的世風中解放出來，而使其成為常人修身養(yǎng)性、提升品性的一種方式。珠光有一句著名的話語：“月亮若無云間令人生厭。”這句充滿禪意的話語體現(xiàn)了珠光的審美觀，即不完全的美是美的一種更高的境界。這一審美意識對日后日本人審美理念的最后形成發(fā)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紹鷗雖是商人家庭出身，卻喜好文藝，年輕時鐘情于一種叫連歌的上下聯(lián)唱的日本詩歌，1525年他25歲的時候來到京都，拜當時極有名的文化人三條西實隆為師，在聽他講《和歌大概之序》過程中深有所悟，此時正是下京茶湯相當興盛的時候，于是又向珠光的門人宗陳等學(xué)茶，又跟隨紫野的古岳和尚參禪，這一時期積累的學(xué)養(yǎng)日后在“佗茶”的營造中都逐漸體現(xiàn)出來了。后來他在京都營造了一處茶室曰大黑庵，脫去了珠光也未能擺脫的武家貴族講究裝飾的傳統(tǒng)，茶室的“座敷”改為四帖半，墻面只是儉樸的土墻，木格子改成竹格子，去除了“障子（紙糊的格子門窗）”中部的板，地板只是稍施薄漆甚至只是原色，并且沒有臺子（用于擺放和裝飾茶具）的裝飾，他將很有影響的連歌師心敬所宣揚的枯淡美（這一點與珠光不謀而合）引入茶湯中，在將書院茶發(fā)展為四帖半的草庵茶的過程中發(fā)揮了指導(dǎo)性的作用。紹鷗后來又到和泉南宗寺跟大林宗套學(xué)參禪，從而開創(chuàng)了茶人參禪之風，最著名的是，他還提出了茶禪一味的主張，將茶與禪連為一體，或者說在茶中注入了濃郁的禪的精神，由此，在他的努力下，初步形成了一種極具禪意的、崇尚簡素靜寂的“佗茶”，可以說，這樣的茶既淡化了幕府將軍等上層武家“茶數(shù)寄”的貴族氣，同時又將淋汗茶等庶民性的較為低層的飲茶習(xí)俗提升到了優(yōu)雅、閑靜的高度。
千利休在前人的基礎(chǔ)上，成了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，利休推崇的“草庵茶”，希望是一種出世間的茶，“將心味歸于無味”真的具有很濃郁的禪意。為了洗去講究格式法式的上層武家茶會的貴族風，他把原先4帖半的茶室再加以縮小，一舉改為2帖（不到4平米），以追求主客之間的更加近距離的交流。一直保存至今的京都妙喜庵的待庵，相傳是利休的作品，從外觀上看，實在是非常不起眼的一間小茅屋，而且沒有門，只有一個低矮的躪口，人必須彎腰或屈身才得以進入，其目的是讓人有一種緊張感，以拂拭人的世俗性或日常性，來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。利休的生前，正是日本的戰(zhàn)國時代，人們深深感嘆生命的無常，人生的無常，于是就有了利休的“一期一會”之說，意為人生如萍水，相逢是一種緣，此次相會，不知何時再能重逢，因此要珍惜偶爾一次的相會?，F(xiàn)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、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，都是千利休一脈的沿承。后世利休的繼承者，往往都將他抬舉得很崇高，但利休本人雖然對禪具有較深的參悟，卻似乎并不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，當時的一代梟雄織田信長（1534~1582）旌旗浩蕩長驅(qū)直入京都之后，利休就有意親近信長，信長便起用他擔任茶頭，后來他又靠近豐臣秀吉。后來因為追求自己個人的功名，引起豐臣秀吉的猜忌和警惕，千利休自己感到了危機而自刃身亡。
總之，日本最終會形成茶道，有它自己的歷史沿革過程，最后在茶文化中融入了禪宗、建筑、園藝、書畫、飲食、文學(xué)、茶具、身心修養(yǎng)、社交禮儀等多種元素，最后成了一個綜合性的、具有濃重日本特色的文化。而中國的茶藝，基本上還只是一種以茶為核心的生活藝術(shù)，兩者有關(guān)聯(lián)，又有不小的區(qū)別。